2024-11-21 10:31:48
明清及民国时期围绕柳宗元文章的批评，常指出其对先秦诸子之文的取法，或直接将其归为名家之文。这些评论揭示出柳文的一些关键特征，为今人研究提供了借鉴。究其原因，这一时期子学的复兴，使得评文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，对四部之学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式的梳理，也推动了文论家去勾连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间的发展脉络。探讨古文与先秦诸子的关联，不仅见于柳文批评，也存在于其他唐宋八大家的批评中。对柳文取法诸子一面的强调，使其论辩文受到更多的关注，有助于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受重视的局面。
柳宗元文章取法先秦诸子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，前人多从柳文自身出发，讨论这种取法的表现，间有引述古人文论者。亦有少数研究关注古人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本身。前辈学者对于古人对柳宗元的评论已有仔细的整理，如吴文治所编的《柳宗元资料汇编》，但关于柳文与先秦诸子的关系，古代文论中还有很多材料尚未得到挖掘，其文章学意义也未得到深刻的揭示。古代文论中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，主要集中于明清及民国时期，相较于宋元时期对柳文思想的聚讼及文法的浅层讨论，无疑是柳文批评中的一种新变。这说明，这一类型文论的盛行，固然与柳文自身特点有关，但更多地受到评文者主体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。特别是晚清民初时中西学术激烈地碰撞交融，传统文章学也发生了诸多新变，柳文批评自不例外。因此，本文拟转换视角，关注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以降的流行，从批评者视角的转变来考察这一现象的成因，以及对柳文批评所产生的影响，总结其文章学价值。
古人评点柳文，常指出其与先秦诸子的相通之处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其一是文风、写法等外在形式的相通。如孙琮称《设渔者对智伯》采用战国时常见的假托代言写法：“借托设言之文，其风独盛于战国，是亦一体，盖设为数层渐进而入本意也。此文讽贪得而招敌者，是其本意。而极力摹写，开合繁简，处处入神，亦是有意摹古之文。”何焯称《封建论》为“荀卿子之文也，其中节制甚谨严”。亦有称柳文继承《韩非子·难言》“用古人古事，错综布列”之法者，如赵用贤《评林》本举出《与杨京兆凭书》，平步青则认为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更为近似。对于繁称琐引、铺张扬厉之法，何焯、李光地等理学家批判为“子家修词之一累”，认为惟有韩愈能避免，反映出清代柳文批评中以人系文、“扬韩抑柳”的传统立场。亦有人称柳文犀利的词锋气势取法法家及战国策士文风，如姚鼐称其“廉悍似韩非”，林纾称《设渔者对智伯》“气势似《南华》，词锋似《国策》 ”。古人评柳宗元与人论辩之书信亦常言及此，如焦循称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》“辨似《战国策》，文气则先秦子书”。上述论述主要讨论柳文具体篇目对先秦诸子修辞手法及风格的吸收。
其二是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思路，即梳理四部之学间的关系，认为集部出于子部，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子部“×家之文”，并据此解释其文风之成因。如恽敬称柳文“自儒家、杂家、词赋家入，故其言详雅有度”。更多学者称柳文为“名家之文”，因为名家讲究清晰准确地界定概念，拒绝语义的模糊性，柳文好辩，与此有相通之处，章学诚、刘师培、来裕恂等人均持此说，其中刘师培所云较为详尽：
子厚之文，善言事物之情，出以形容之词。（自注：如永州、柳州诸游记，咸能类万物之情，穷形尽相，而形容宛肖，无异写真。）而知人论世，复能探原立论，核覈刻深，（自注：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赵盾许世子义》《晋命赵衰守原论》诸作，皆翻案之文也。宋儒论史，多诛心之论，皆原于此。）名家之文也。
此论指出柳文辨名析理与名家控名责实的相通之处，把握住了柳文的关键特征。此外，刘咸炘从文质之辨角度论述韩柳古文与子书的关系：“中唐韩、柳诸家，承过文之极弊，参子家之质实以矫之，然犹未失文也。”认为古文家取诸子之质实，以矫正骈文之弊。这种比附不是柳文批评中的个案，而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唐宋八大家批评所共有的新变，只不过柳文与诸子的相通之处较多，因而这种批评视角的转向在柳文批评中更加显著，下文将对此详细论述。
亦有论者将先秦诸子视作文体渊薮，将论辩、寓言等文体的源头都追溯其中。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称韩柳“辩”体“其原实出于孟、庄”，皆“本乎至当不易之理，而以反复曲折之词发之”。徐氏只着眼于特定文体，到章学诚提出“后世之文，其体皆备于战国”，古文与诸子勾连的基础才得以奠定，章氏对四部之学演变的论断，如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”，“立言不专家（自注：即诸子书也），而文集有论辨”等，也被后世学者所继承，如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即云：“论辨类者，盖原于古之诸子，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。……子厚取于韩非、贾生。”邓绎也将私传与诸子寓言联系起来，称柳宗元《梓人传》“用孟子语齐人之例耳。借人立论，意不在其人也。庄周寓言亦犹是耳”。晚清民初思考子集关系，多以章学诚之论为基础加以延伸。
另有学者指出柳文的内容与《吕氏春秋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子书有相通之处，如称《天说》《梓人传》《设渔者对智伯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等文以无为、知止、“全性得天”为主旨，近似《庄子》，《四维论》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和《孟子》意旨相通。其中，清人对《吕氏春秋》的重视反映出评文者阅读视野与知识体系变化对古文批评的影响，宋之王应麟虽也称《梓人传》取《吕氏春秋·分职》之意，但称柳文源出《吕览》之说在清代尤多，如冯班云：“柳子厚《封建论》本于《吕氏春秋》（自注：兼采《列子》），子厚多学子书作文字。（自注：《愚溪说》亦出《吕氏春秋》。）”包世臣称“柳州以下，皆得之韩、吕二子”，《封建论》“推演《吕览》数语，遂以雄视千秋”。前人也注意到柳宗元在永州、柳州所作的山水游记及赠序，如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《东海若》《祭吕衡州温文》《愚溪诗序》等，对道家思想及《庄子》式的迷离惝恍氛围的吸收。刘师培认为这受到地域的影响：“子厚与昌黎齐名，然栖身湘、粤，偶有所作，咸则《庄》《骚》，谓非土地使然与？”
由此可见，古人较为关注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问题，角度多样，互有承袭，也褒贬不一，呈现出以下特性：一是在时段上集中于明清及民国，注重阐发写法、文风等外在形式层面对诸子的继承，借以描述其文风特点，前之宋元两代则多着眼思想观点，或仅简单指明文法，这种新变应与明清文章学及古文选本的兴盛有关；二是较少着眼柳文与儒家的关联，而多指出其与法家、杂家、名家等的相似之处；三是在唐宋八大家中，古人对柳文与诸子相通处的关注较为突出。可以说，柳文取法诸子论是明清及民国时期柳宗元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追溯源流是古代文学批评的常见思路，折射出评家的个人好尚及所处时代的整体思潮。柳文取法诸子论的产生，固然源于柳文自身与诸子多相通之处，但其少见于宋元，却流行于明清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评文者视角的转变。一方面，子学复兴造成了评文者知识结构的更新，另一方面，四部中子部地位提高，促使学者重新评价四部间的关系，形成了子集流变论。
（一）子学复兴对柳文批评的影响
先秦诸子的地位因时而异。宋代，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科举士大夫群体的形成，诸子被大量刊刻，苏轼有云：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，学者之于书，多且易致如此。”但宋人对诸子的态度，即如井上进在《中国出版文化史》中所云：诸子作为知识对象被容许存在了，但从统领知识的道德的立场来说却应坚决排斥，可作为藏书对象，作为读书对象则不恰当。宋人重视的子书也不外乎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数家，像《韩非子》等子书虽也被刊刻，但评价较低。宋人论述古文与诸子间的关系，也主要着眼此数家，如称韩文学《孟》、苏轼学老庄等，意图在于褒扬这几家的古文，而非对文法、风格等的客观讨论与写作指导。柳文则常因其思想的非正统性而受到批评，在写法、风格上与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也较少相通之处，宋人很少将其与这几部子书关联起来，是以柳文取法诸子论没有流行。
从明代后期开始，先秦诸子非常流行，甚至到了“天下子书横流”的程度，时人大规模刊刻、注释子书，高度评价其思想及文章学价值，在古文选本中也广泛选录。一些前代流传不广甚至有所散佚的子书，都进入士人的阅读视野，因此诸子在评文者的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，成为评文时容易调动的思想资源。其中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墨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子书格外受到重视。明清人对其艺术价值评价很高，如归有光即称《管》《荀》《韩》《吕览》等“发之尘箧之中，而珠英玉彩，烨然生光，宜后世才士，餔醨而啜食之，以是为餐菊英而酌桂醑也”。更有学者将唐宋八大家追溯至这些子书，包世臣即云：“文之奇宕至《韩非》，平实至《吕览》，斯极天下能事矣。”“子厚《封建论》、永叔《朋党论》，推演《吕览》数语，遂以雄视千秋。”“八家工力至厚，莫不沉酣于周、秦、两汉子史百家，而得体势于韩公子、《吕览》者为尤深，徒以薄其为人，不欲形诸论说。”鉴于八家在当时的古文典范地位，学者称其渊源于诸子，实是为了抬高诸子的地位。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的盛行，与这一时期诸子（特别是法家、杂家类）的复兴关系密切，上节所举明清人关于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，即有不少着眼于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子书，以此来解释柳文纵横扬厉的论辩特色，反映出评文者的知识结构和阅读偏好对柳文批评的形塑作用。
明清子学复兴所带来的评文者视角变化，如更关注古文对诸子的取法，以及所涉诸子范围的扩大等，也存在于对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人的批评中，也可从旁佐证子书复兴对于柳文取法诸子论的推动作用确实存在。不同于宋元时期，明清学者讨论古文取法诸子问题，在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之外，常着眼于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法家、杂家子书。例如清人常言韩文取法《管子》，方苞即称《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》取《管子》“结上起下”法，姚范称《原毁》“后颇用《管子·九变》及《战国策》为齐献书赵王文法”。方苞属于桐城派，所编纂的《古文约选》选韩文最多，评价很高，但他却说：“管子、荀子、韩非子之文，俳比而益古，惟退之能与抗行。”高度评价三家之文，称韩愈能与之抗行。苏文批评亦存在这一现象，平步青即称《策别·去奸民》篇“夫大乱之本，必起于小奸。惟其小奸而不足畏，是故其发也，常至于乱天下”数句，出自《管子·权修》篇“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正也。欲民之正，则微邪不可不禁也。微邪者，大邪之所生也。微邪不禁，而欲大邪之无伤国，不可得也”，《管子》“文气宽博”，苏文则“以简出之”，各有所长。不过，清代理学家对诸子之文仍不乏批评，如蔡世远编选《古文雅正》，自序即云：“ 《荀》《韩》《庄》《列》不载者，斥异学也。”但当时众多称唐宋八大家古文文法取法先秦诸子的论述，已足以证明子学地位上升对古文批评的影响，这应是柳文取法诸子论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
此外，文章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。宋代是文章学刚刚成熟的时期，虽已产生诸多文章批评著述及古文选本，但评点远不如明清精细，多在总体上笼统地概括古文作法。而明清古文评点高度发达，又有指导士子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意图，注重揭示具体可行的作法，上举文论很多即出自古文选本的评点，对先秦诸子也多援引批点时文之法。这种对文章形式层面的关注，推动了对柳文与诸子相通之处的深入讨论。
（二）四部流别论的推动作用
清代中期以后，存在一股重新思考子部、集部关系的思潮。一种是从指导文章写作的角度，将唐宋八大家追溯至先秦诸子各家，主张取法诸子为文。另一种是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思路，认为集部古文阐述作家平生思考所得，因此是子书的接续，形成了“集部出于子部”之说。清人习称柳文为名家之文，需要纳入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。
第一种思路是从指导文章写作的立场论述古文与诸子的关系，以恽敬和包世臣为代表。二人为文取径诸子，恽氏“从周秦诸子入，尤得力于韩非、李斯、晁错，近法家言”，包世臣亦“尤好《孙卿》《吕览》 ”，因此重视诸子的文章典范意义。恽敬提出“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”，隐含着子部高于集部的认知，要以子书纠正古文之弊：
敬观之前世，贾生自名家、纵横家入，故其言浩汗而断制；晁错自法家、兵家入，故其言峭实；董仲舒、刘子政自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入，故其言和而多端；韩退之自儒家、法家、名家入，故其言峻而能达；曾子固、苏子由自儒家、杂家入，故其言温而定；柳子厚、欧阳永叔自儒家、杂家、词赋家入，故其言详雅有度；杜牧之、苏明允自兵家、从横家入，故其言纵厉；苏子瞻自从横家、道家、小说家入，故其言逍遥而震动。……文集之衰，当起之以百家。
恽氏此论将从汉代至宋代的古文大家都追溯至诸子，以解释各家文风的成因。
嗣后包世臣也强调唐宋八大家对先秦诸子的取法，如上文所举数则材料。但他反对恽敬“以子书救八家”之说，认为子书的价值在于“晰理至精”“论事至当”“言情至显”，“非谓其制体修辞异于后人，遂以为新奇可喜也”，“八家与时文时代相接，气体较近，非沉酣周秦子书，必不能尽去以时文为古文之病耳”，时人专习科举时文，唯有像八家一样取法周秦诸子，才能纠正文弊，此方为子书值得取法之处。
将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勾连起来，还有文笔之辨一途，即认为古文有“立意为宗”之体，不重文辞而重视表达思想，因此等同于子书，阮元云：“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，当名之为何？曰：凡说经讲学，皆经派也；传志记事，皆史派也；立意为宗，皆子派也。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，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，况名之曰古文乎？”嗣后其弟子梁章钜亦承袭此说。
第二种思路为章学诚所开辟的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，认为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，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”，“立言不专家，而文集有论辨”，将战国作为转换节点，此后集部中杰出者如唐宋八大家古文，皆可视作“自成一子”：
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，如韩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家，苏洵之兵家，苏轼之纵横家，王安石之法家，皆以生平所得，见于文字，旨无旁出，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。
章氏认为集部兴起于子史衰落后，若能理清源流所自，“则一切无实之华言，牵率之文集，亦可因是而治之”，是一种文学退化论。他将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对自己思想的阐述，视作子书著述的一种形式，意图不在于推重八家古文，而是以之映衬子部的崇高地位，不同于恽敬、包世臣指导文章写作的立场。章氏此论符合唐宋著述形式演变的实际情况。刘宁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即指出，中唐古文作者对子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疏离。这源于时人对子书的观念，如张籍劝韩愈著书以排佛老，韩愈却声称“然观古人，得其时行其道，则无所为书；书者，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”，认为写作子书是现实中无法行道而选择的替代方式，而他所选择的“行乎今”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古文。柳宗元亦强调古文有“立言存乎其中”。朱刚在《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士大夫文学》指出：“‘文以载道’的实质，是要求古文创作能表达作者理性思考的结果。”唐宋人使用古文来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，使古文实质上取代了子书的“立言”功能。因此，章学诚所言唐宋古文的子书特性，是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的，此论也深刻反映了清代诸子学兴盛对文章发展史观的影响，并对民国时期的取法诸子论提供了奠基。
民国时期，古文与诸子之关系依旧是热门话题，而且由于“辟韩”思潮，柳宗元的地位逐渐上升，柳文接受发生新变。
民国的古文取法诸子论，对清人兼有继承与新变。就承而言，正如常方舟在《四部之学的转换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》中所论，章学诚的文章流别观是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理论起点。民国学者继承并发展章氏所提出的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”“立言不专家，而文集有论辨”“辞章实备于战国”等论断，以及出于崇古薄今的文章观所提出的集部低于子部之说，主张取法诸子为文者则较少。刘师培即云：“会稽章氏、仁和谭氏稍知此义，惟语焉未精，择焉未详。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论之，以明其凡例焉。”他继承章氏，以先秦诸子为“后世文章之祖”，将论说、书说、奏议、敕令等文体追溯至其中，又云：“古人学术，各有专门，故发为文章，亦复旨无旁出，成一家言，与诸子同。”认为古文表达思想，与诸子相通。刘师培进而从思想内容、风格写法等多方面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，节引如下：
试即唐、宋之文言之：韩、李之文，正谊明道，排斥异端，（如韩愈《原道》《原性》及《答李生书》等篇，李翱《复性书》，皆儒家之言；而韩文之中，无一篇不言儒术者。）欧、曾继之，以文载道，儒家之文也。子厚之文，善言事物之情，出以形容之词，（如永州、柳州诸游记，咸能类万物之情，穷形尽相，而形容宛肖，无异写真。）而知人论世，复能探原立论，核覈刻深，（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赵盾许世子义》《晋命赵衰守原论》诸作，皆翻案之文也。宋儒论史，多诛心之论，皆原于此。）名家之文也。明允之文，最喜论兵，（如《上韩枢密书》等篇皆是，而论古人之用兵者尤多。）谋深虑远，排兀雄奇，（明允最喜阴谋，且能发古人之阴谋，故其为文亦多刻深之论，发人未发。）兵家之文也。子瞻之文，以粲花之舌，运捭阖之词，往复卷舒，一如意中所欲出，而属词比事，翻空易奇，（子瞻之文，说理多未确，惟工于博辩，层出不穷，皆能自圆其说，于苏、张之学殆有得也。）纵横家之文也。介甫之文，侈言法制，因时制宜，（集中多论新法之文。）而文辞奇峭，推阐入深，（介甫最为峻削，而短作尤悍厉绝伦，且立论极严，如其为人。）法家之文也。立言不朽，此之谓与？
刘师培同时也认为“集部之书，不克与子书齐列”。刘咸炘亦将文集中的“论说”视作“真子流入于集”，批评“于集外为子，遂少可观”，同时指出周秦诸子“各守专家，虽其学有醇驳，语有平陂，然推其本意，则皆取其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，而非有意于文章华美之观”，后世文人“论说”则“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”，“根本不深，旨趣未卓，或诸体杂出，自致参差，或先后汇观，竟成复沓”。来裕恂《汉文典·文章典》论文体，亦称“议论”体“有诸子之遗风。古之立言垂不朽者，其端于是焉在”，此体中“论说类”“释义论理，指事达道。其为文也，须层出不穷，千转万变，飞扬生动，曲折透达。盖原于名学，而合于论理学者也”，并举韩柳诸“辨”体文为例。来氏也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，如韩文、欧文为儒家之文，王安石为法家，柳宗元为名家，苏洵、苏轼为纵横家等。
同时，西学的传入极大地冲击了本土学术，有识之士为保存“国故”，寻找“中学”与西学的相通之处，遂将先秦诸子中法治、名辨等内容与政治学、逻辑学等西方现代学科勾连起来，甚至提出西学源于诸子之说。古文取法诸子论在章学诚等人的基础上出现新诠，并影响到柳文批评。
民国学者梳理古文与诸子的关系，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整理国故。刘师培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都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，涵盖方苞、姚鼐、戴震等清代各派古文家，曹植、陶渊明、谢灵运等历代诗家，西汉、东汉、六朝、唐宋等各代学术，其实质是在西学传入、探索古学存在意义的背景下，梳理传统学术资源，以实现中西学的对接与融合。此外，刘师培支持《选》学，继承阮元以古文为“笔”之说，认为韩柳古文不押韵、散体单行，“希踪子史”，代表着中唐“以笔为文”的转关，也反映出清代不同文论思路在民国中西交汇背景下的合流。西方文章观的传入也提供了新思路。如刘咸炘就认为外来的文体演化论只适用于“同质”的文体，而不适合“理文”“事文”“情文”等质素程度迥异的体式，系西学东渐背景下对章学诚开启的文章流别论的再阐发。
民国学者也在清人基础上提出新概念，以进一步深入讨论古文与诸子的流变关系。如刘咸炘自言对包世臣及章学诚兼有承变：“实斋善论体，而不知辞流；慎伯善论辞，而不知体别。”主张以“辞派”论历代文章流别，所谓“辞派”，即：“文之体性有定，而辞势之变则无定。流派者，辞势之所生，不随体异而异者也。”不单以文体论，而更重视以文辞之“文”“质”为标准，界定各种文体属于“子势”还是“文集之势”，并据此建立谱系。刘氏认为韩柳古文“用子法于告语之中”，“参子家之质实”以矫正“过文之极弊”，都源于其辞派论。来裕恂将唐宋八大家判为某家之文，也反对前人“某氏之文出于某氏”的思路，认为“家数之不同者，先儒所谓习焉而各得性之近者是也”，立足各家学术对其文章进行分类。刘师培的文章流别观此前已受到学者较广泛的关注，相比之下，刘咸炘、来裕恂等人对古文与诸子关系的论述较少被提及，但同样重要。
综合此二节所论，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民国的流行，实源于子学复兴、子书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批评视角转变，同时也是梳理四部关系与文章流别的产物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唐宋八大家批评的共同现象，但柳文的特殊之处在于，章学诚、刘师培、刘咸炘等人讨论古文与诸子的关系时，往往将韩柳视作子书影响古文的关捩。评文者心目中柳文取法的对象，又多为名家、法家、杂家等曾长期被儒家批判的非正统子书，这些子书才是古人语境中“诸子”概念所侧重的，反之，古人称韩文学《孟》，为“儒家之文”，但《孟子》从宋代开始已经属于“经”。而且，柳文自身与诸子相通之处较多的特色，也为这种理论阐发提供了基础。因此，梳理这一时期整体评文视角的转变，对于解释柳文批评何以在此时重视取法诸子问题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古人称柳文取法先秦诸子，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。原因在于，柳宗元熟悉先秦诸子，在永州时致力于考订《列子》《文子》《鬼谷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亢仓子》《鹖冠子》等各派子书，此后《文献通考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古今伪书考》等都很重视其结论，足证其子学修养之深厚。柳宗元也重视诸子的文章典范意义，尝言“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”“ 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庄周、屈原之辞，稍采取之”“博如庄周，哀如屈原，奥如孟轲，壮如李斯”，其在文章写作上借鉴诸子，表现出相近的文风、写法，也是很自然的。柳宗元也有以古文发挥子书立言功能的考虑，自云：“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，文章，士之末也，然立言存乎其中，即末而操其本，可十七八，未易忽也。”因此他的部分论辩文，如《封建论》等，可能主观上即当作子书来写，具有子论的性质，自然会采取子书的修辞和写法。
先秦诸子的核心在于立说并说服君主接受其主张，因此采用多样化的论说手法，以增强说服力，柳宗元正是从这一层面取法先秦诸子的。他作有大量论辩文（如“论”“议”“辩”等），在书信中也常长篇累牍地与对方论辩，手法多样，说理有力，与诸子特别是法家及战国策士之文“发泄无余”、长于说理的文风颇为相近，这在同时其他文家中较为少见，是柳文取法诸子较为独特之处。具体而言，柳文常自设问答，反复辩难，最后提出己见，逻辑严密，富有说服力，如《断刑论》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等。其短篇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文公问守原议》等，更是“节节转换，节节翻驳”，以密集的层次转换照顾论题的各方面。柳文还以词锋犀利见长，“笔笔锋刃，无坚不破”。相同题材的韩柳文就有明显的反差，如柳之《驳复仇议》“凌牙厉齿，言之凿凿”，韩之《复仇状》则只援引经典论述。柳文也常铺张扬厉，连续用事或举例，如《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》铺排“东南之竹箭”“北山之木”“冀之北土”“雍之块璞”等各地土产人物，反驳崔简“土之所出乃良，无不可者”之说；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》采用《战国策》“邹忌讽齐王纳谏”的结构，假设友、客、宗族、“姻娅”、“子姓亲昵”、“将率胥吏”等不同身份者的态度差异，劝阻对方以服气之法养生；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枚举历史事例从中归纳结论的写法，也见于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等篇。
当然，中唐其他古文家对诸子也有所借鉴。其时子学复兴，古文运动又主张学习秦汉文，以纠正六朝以来骈偶盛行之弊，以散行为主的先秦子书自然是重要的取法对象。且如上文所论，中唐时存在以古文取代子书“立言”职能的思潮，因此古文一定程度上具有子论的性质，韩愈、刘禹锡等人亦然，但与柳文又有较大不同。古人习称韩文学《孟》，然而正如刘宁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所指出的，韩文注重根本性的发明建树，而非辨析群言是非，不以论证手法的丰富见长，与《孟子》辨证群言及逻辑手段多样化的特点不太相同，而侧重吸收其“养气”。可见主要不是从具体作法、风格等形式层面取法子书的。刘禹锡也好作论辩，自言“予长在论”，四库馆臣称其“恣肆博辨”，其文也有取法诸子之处，如《叹牛》“员能霸吴属镂赐”、《儆舟》“越子膝行吴君忽”数句，枚举历史事例，句法见于《荀子·成相篇》及《韩非子》“门人捐水而夷射诛”等句，然其文总体上气势不如柳文凌厉，在后世也不以文章著名，较少受到评文家关注。其他文家如皇甫湜、李观、樊宗师等，存世文章不多，在具体写法上与诸子也较少相通之处。可见，柳文对诸子的取法，在唐人中是很突出的，加上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典范地位，古人因此格外关注这一现象。古人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诸多论述，揭示出了柳文的关键特征，为后世提供了描述柳文文风成因的有力抓手，为研究柳文写法及特征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。
明清以降学者关注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现象，特别是法家、杂家、名家等，对柳文批评史而言影响深远。一方面，这使得柳文不同文体的接受发生变化。此诸家本就重谈辩说理，而自章学诚以来，对柳文的描述逐渐固定到“名家之文”，名家讲究“界名以理，界词以意，断制明显，不惑两歧”，注重辨析厘清概念，因此称柳文为“名家之文”，主要侧重其论辩文，这意味着其论辩文得到了更多关注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直备受赞誉，被视作文体典范，茅坤即云：“仆平生览古之善记佳山水，惟柳子厚为最。虽奇崛如韩昌黎，当让一步。”其论辩文却常提出与儒家正统观念相悖的观点，众多与人论辩的书信铺张扬厉，旁征博引，时常受到批评，如吕祖谦就称读柳文“当学他好处，当戒他雄辩”，茅坤亦批评其“每每文到纵横时”便露“漫溷”之态。清代何焯、李光地等清代理学家更是批评其论辩文为“子家修词”，“羡言侈论，有伤文格”，并屡屡称其“张皇”“费墨”“驰骤纵横”“词费”。也因此，柳宗元所作论辩文虽多，但在文论家心中，其文体正宗性逊于韩愈，即使后者很少作论。吴讷《文章辨体》作为明代辨体之学的代表作，在梳理“论”体时，虽也将柳宗元列为典范，但仍认为：“然求其辞精义粹、卓然名世者，亦惟韩、欧为然。”其实，柳文以雄辩见长，综合使用多种论辩方法，卓荦峭直，反倒是较为正宗的论辩文作法，韩愈则“老实说出紧要处”，较少给出思维过程，亦不与不同意见作辩驳，而是直接摆出自己的论点，写法类似宗教宣谕，古人却多主张取法其浑涵。当然，柳文受到批评，与其在儒家思想上的正统性不如韩愈也有关系。明清近代学者强调柳文“名家之文”的特性，意味着将柳宗元论辩文的风格视作其整体文风的重要代表，这有助于改善其论辩文长期多受批评的处境，并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尊的局面。
另一方面，将古文文法、风格等追溯到先秦诸子，甚至径称其为“某家之文”，也有助于扭转唐宋以来对为文沾染“子家习气”的批评，冲击了长期以来“扬韩抑柳”的倾向，助推了民国时期韩柳文相对地位的改变。古人多反对以子书习气作文，如楼钥云：“文人欲高一世，或挟战国策士之气，以作新之，诚可以倾骇观听，要必有太过处。”主张“心平气和，理正词直”。清代何焯、李光地等理学家更是严词批评，如批评柳文等“繁称琐引”之“子家修词”，称赞韩文超越子书：“此（按：指《与孟尚书书》）是欲流传学者之书，故拔本塞源，争辨千古。道术之归，反复剀切，无复余恨。自江都、河汾之书，鲜足以比拟者，何况诸子？”“观昌黎议礼制，谭兵、农、刑律等文，稽古而不迂，适时而不诡，经术纯明，非诸子修词者所及。”但到明清以降，学者更多地关注古文与诸子的渊源关系，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论对“子家修词”的拒斥，韩文超越子书之说在民国开始式微，陈衍即云：“ 《送区册序》，本淮南王安《谏伐闽越书》，《原道》本董仲舒《贤良策》，《曹成王碑》学《管子》，《与柳中丞书》用《庄子》，岂能尽泯痕迹哉！”林纾亦云：“昌黎杂著，自五《原》迄于诸篇，体制皆类子书。”韩文从“近经越子”的“神坛”跌落，也意味着文论家对于古文取法诸子渐趋宽容，这对于柳文地位的上升是非常有利的。可见，晚清民国韩柳接受史的变化，若从子部与集部的地位升降来考察，应还能挖掘出更多新见，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